抗战期间，北新书局出版的《青年界》，曾向作家老舍(1899-1966年)催过稿。老舍在寄稿的同时，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：
    元帅发来紧急令： 内无粮草外无兵！小将提枪上了马，《青年界》上走一程，吠！马来！参见元帅。
带来多少人马?2000来个字!还都是老弱残兵！后帐休息！得令！正是： 旌旗明明， 杀气满山头！

    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质朴自谦、妙趣横生的自传，全文如下：舒舍予，字老舍，现年四十岁，面黄无须。生于北平。三岁失估，可谓无父；志学之年，帝王不存，可谓无君。无父无君，特别孝爱老母，布尔乔严之仁未能一扫空地。幼读三百篇，不求甚解。继学师范，遂奠教书匠之基，及壮，糊口四方，教书为业，甚难发财，每购奖券，以得末彩为荣，亦甘于寒贱也。二十七岁发愤著书，科学哲学无所懂，故写小说，博大家一笑，没什么了不得。三十四岁结婚，已有一男一女，均狡猾可喜。闲时喜养
花，不得其法，每每有叶无花，亦不忍弃。书无所不读，全无所获并不着急。教书作事均甚认真，往往吃亏，亦不后悔。如此而已，再活四十年，也许有点出息。

    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，请教怎样写诗。老舍说：“我不会写诗， 只是瞎凑而已。”有人提议，请老舍当场“瞎凑”一首。
    大雨洗星海，长虹万籁天；冰莹成舍我，碧野林风眠。
    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旬。寥寥20宇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，“瞎凑”在一起，形象鲜明，意境开阔，余味无穷。青年们听了，无不赞叹叫绝。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，现代诗人、文学翻译家。洗星海即洗星海，人民音乐家。高长虹是现代名人。万籁在是戏剧、电影工作者。冰莹，现代女作家，湖南人。成舍我曾任重庆《新蜀报》总编辑。碧野是当代作家。林风眠是画家。

    作家楼适夷(1905年生)有次去看望老舍。“最近写些什么”楼适夷问道。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：“我正在当‘奴才’，给我们的‘皇帝’润色稿子呢!”一阵大笑，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——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。

    抗战时期，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，当地多为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，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，冯玉样遂自荐当了保长。因他热心服务，颇得居民好评。有一天，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，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，借用民房，借桌椅用具，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。冯玉样身穿蓝粗布裤褂，头上缠一块白布，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，他见连长发火，便弯腰深深一鞠躬，道：“大人，辛苦了!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，差事实在不好办，临时驻防，将就一点就是了。”连长一听，大怒道：“要你来教训我!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!”冯玉样微笑回答：“不敢，我从前也当过兵，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。”连长问：“你还干过什么?”“排长、连长也干过，营长、 团长也干过。”那位连长起立，略显客气地说：“你还干过什么?”冯不慌不忙，仍然微笑说：“师长、军长也干过，还干过几天总司令。”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，突然如梦初醒，双脚一并：“你是冯副委员长?部下该死，请副委员长处分!”冯玉祥再一鞠躬：“大人请坐！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，在这里我是保长，理应侍侯大人。”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，匆匆退出。

    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。1927年，因为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，开会经常缺席、迟到，冯玉
样一怒之下，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：一桌子点心，半桌子水果，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，四点钟到齐，岂是革命精神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。他特别喜欢打听西北军的事情，还常常缠着冯玉样问这问那。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情况，渐渐涉及行敌的人事安排。这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样问一些事，冯玉样不悦地说：“顾问先生，你知道在我们中国，‘顾问’两个宇当什么讲吗?”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： “不知道。”冯玉祥告诉他说：“顾者着也，问者问话也。顾问者，就是当我看着你，有话问你的时候，你答复就是了。”

    马克·吐温一次外出做演讲，来到一个小城镇。
    晚饭前，他先去一家理发店刮胡子。
    “你是外地人吧？”理发师问。
    “是的，”马克·吐温回答。“我是头一次到这里来、”
    “你来的正是时候，”理发师继续说。“今晚马克·吐温要来做演讲，我想你会去的，是吗？”
    “噢，我也是这样想。”
    “你搞到票了吗？”
    “还没有。”
    “票全都卖光了，你只有站着了。”
    “真讨厌！”马克·吐温叹气着说。“我的运气真不好，每次那个家伙演讲时我都不得不站着。”

   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，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。硬币滚到车底。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，硬币会掉到坑渠里。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。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，立即代他拾起。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，竟给他100元酬谢。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：“若我不拾该2元，让它滚到坑渠，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。而100元给了值班，值班便可将之用去。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。”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，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，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。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，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；相反，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，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。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，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。

    一次，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，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。
    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机停下来，然后对梁晓声说：“下一个问题，希望您能毫不迟疑地用 ‘是’或 ‘否’来回答，好吗？”梁晓声不知是计，欣然答应。
    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，遮镜板“啪”地一声响，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，说道：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，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坏?”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。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。梁晓声的形象和声音将会由摄像机转告给广大观众。
此时，无论梁晓声回答“是”，还是回答“否”，都是笨拙的。但梁晓声刚才是答应用最“简洁”的一两个字回答问题的呀。因此不按照应诺的条件回答也不是个办法。看来对方是蓄意要出他的洋相。
   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，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也问您一个问题：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大战而著名的作家，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?”梁晓声把话筒口转向英国记者……